鄭義齋1901年7月18日生于河南省一個貧民家庭，1927年加入中國共產黨。1930年，受黨組織的委派，在上海開辦義齋錢莊任經理，改名鄭義齋，從此與黨的財經工作結下了不解之緣。
1931年，上海黨中央領導機關陸續(xù)遷往中央蘇區(qū)。鄭義齋亦結束錢莊工作，于1932年離開上海，前往鄂豫皖蘇區(qū)開展銀行業(yè)務，促進蘇區(qū)經濟建設，開展對外貿易，被稱為我黨的“紅色理財專家”。
隨后，鄭義齋隨紅軍入川，被選為中共川陜省委委員、川陜省蘇維埃政府執(zhí)行委員，任省政府財政委員會主席、造幣廠廠長并兼任西北革命軍事委員會總經理部部長。
1935年5月，鄭義齋參加長征，任紅四方面軍政治部敵軍工作部部長、總供給部部長，11月，任西路軍供給部部長，在極端困難的條件下組織收購糧食，制作被服、彈藥，供應部隊作戰(zhàn)需要，為革命做出了巨大貢獻。
1937年3月，鄭義齋所在部隊在臨澤康龍寺以南的石窩被敵人包圍，在激戰(zhàn)中，他命令警衛(wèi)員攜帶黨的經費喬裝沖出重圍，而他自己卻壯烈犧牲，享年36歲。
千方百計解決部隊的吃穿問題
1932年紅軍入川后，隨著革命力量的發(fā)展，根據地的擴大，壓在后勤保障工作人員肩上的擔子越來越重。這時，鄭義齋身兼數職，既任川陜蘇維埃政府財委主席兼工農銀行行長，還兼任兵工廠和造幣廠廠長。
紅軍從鄂豫皖撤退，千里轉戰(zhàn)來到川北，吃飯成了很大的問題。此地區(qū)靠近巴山，地處偏僻，經濟落后，交通不便，水田少，旱地多，巴山地區(qū)產糧少。窮人家里沒有糧食，多以雜糧、紅苕、山芋為主，但地主家里存糧較多。鄭義齋詳細調查研究了這些特點和情況，向方面軍總部提出建議：打土豪破倉分糧時，只把一部分糧食分給最窮的人家，大部分糧食集中起來，運往后方。這樣，總經理部要在全蘇區(qū)遍設糧食站、轉運站，并動員全蘇區(qū)男女，參加這種運輸，保證部隊在哪里集中作戰(zhàn)，都有飯吃。同時，也使敵人在蘇區(qū)得不到糧食。
為了解決糧食問題，鄭義齋還建議，紅軍各級政治機關，要協(xié)助政府開荒種田，毀煙種糧。到1934年，在省委關于“多種糧、多種蔬菜、多喂牲畜”的號召下，生產有了進一步的發(fā)展，糧食、棉花、油料、蔬菜、豬牛雞鴨，都獲得豐收。鄭義齋還領導總經理部帶頭，堅持勤儉節(jié)約，大米主要供作戰(zhàn)部隊和傷病員，后方多吃雜糧。
穿衣問題是當時另一大問題。1932年秋天，部隊從鄂豫皖出發(fā)，只穿隨身衣服，千里轉戰(zhàn)，已破爛不堪，入川時又是隆冬，穿衣問題迫在眉睫。鄭義齋與各軍、師商定，共同負責，各軍、師經理處均成立被服廠，總經理部成立了三個工廠，統(tǒng)一籌劃，分工制作冬夏衣服。布匹來源主要是由總經理部在全蘇區(qū)設站收購土布（與糧食站合在一起），一部分向邊沿地區(qū)商販采購。經過努力，1933年和1934年的冬夏服，做到了統(tǒng)一供給。
開鹽井、取鹵水
通（江）、南（江）、巴（中）根據地建立不久，便遭到四川軍閥田頌堯的“三路圍攻”，敵人截斷了從南部來往通江的鹽路。鹽巴是根據地軍民生活的必需品，不能缺，鄭義齋趕緊召開會議，動員根據地軍民自己開鹽井、取鹵水，以應軍需民用。
一次，地下交通站通過敵人封鎖線運回一批鹽巴，鄭義齋喜出望外，吩咐經理部人員及時下發(fā)。分發(fā)中，鄭義齋取了半斤鹽巴裝在一個小袋中帶回家去，然后，他把警衛(wèi)員小曾叫來：“你把這包鹽送到徐總指揮那里去，他跟大伙一樣，也在唱旦（淡）角呢。”
鄭義齋和徐向前總指揮是親密戰(zhàn)友，三天前兩人在一起研究部隊后勤保障工作，晚上，徐總留他吃宵夜，炊事員端上兩盤小菜，菜倒新鮮，吃起來卻淡而無味。鄭義齋嘴里不說，心里不免一陣難過，徐總指揮身上擔著那么重的擔子，日夜操勞，生活上也和戰(zhàn)士們一樣在苦熬著。如今，有了這批鹽巴，給徐總指揮送點去，也是理所當然的。
不一會兒，小曾回來遞上一張字條，上面寫著：義齋同志，謝謝你的好意，我這里已經有了鹵水，鹽巴還是留著你自己用吧。鄭義齋凝視著字條，眼淚潤濕了眼睛，他想了想，又命令小曾將這包鹽送到戰(zhàn)地醫(yī)院，院長向傷員講了這包鹽的經過，大家深受感動，當時就有一批傷員要求重返前線投入反圍攻戰(zhàn)斗。
能文能武
在根據地，對銀行工作了解的人很少，只有鄭義齋算是專家。但他還是虛心學習馬列主義的政治經濟學，了解關于貨幣的理論。他親自搞調查研究，根據蘇區(qū)的具體情況，向上級提出了銀行工作的幾條方針，均得到領導的同意。鄭義齋很重視銀行的宣傳工作和立信于民，川陜工農銀行開幕那天，經理部的同志們趁勢進行宣傳，并當場進行兌換及存款業(yè)務，擴大了影響。
鄭義齋不僅善于做財經工作，而且也能領兵打仗。紅四方面軍轉戰(zhàn)川陜時，為了保障川陜蘇區(qū)的物資供應，鄭義齋對駐陜南的國民黨38軍孫蔚如部做了大量的統(tǒng)戰(zhàn)工作，建立了一條由陜南到蘇區(qū)的紅色交通線。
當時，地下黨員武老平在漢中采購了無線電器材、藥品、醫(yī)療器械及一些緊缺的生活用品，通過這條紅色運輸線進入了巴山深處。20多個“挑夫”正走在密林小道上，突然遭到土匪頭子徐耀明等的搶劫。鄭義齋接到情報，迅速帶領一支紅軍部隊趕到羊圈關，經過激戰(zhàn)，奪回了這批物資。
為確保這條紅色運輸線的暢通，鄭義齋決心除掉徐耀明這幫土匪。經過周密謀劃，他利用另一土匪頭子袁剛與徐的矛盾，派武老平去曲江洞與袁剛結為拜把兄弟。在徐耀明生日那天，武老平、袁剛帶了幾名彪形大漢抬著禮物去祝壽，酒過三巡，擲杯為號，將徐耀明當場擊斃，收編了徐的“兄弟伙”，從此排除了這條運輸線上的干擾，也為巴山百姓除了一害。
為軍工生產費盡心血
為了解決全軍的彈藥供應問題，鄭義齋同樣費盡了心機。紅軍的武器彈藥主要是從敵人手中繳獲。而各種武器的修理，便成為保障作戰(zhàn)的主要任務之一。
鄭義齋的辦法，仍是依靠大家動手，分級負責。通知部隊每到一地，均要搜集當地的槍炮工人，安排在軍、師軍械修理所。有多余的和技術好的送總經理部軍械修理廠。分工辦法是：軍、師修理槍和毛病較小的機關槍還有炮。其余軍、師修不了的，均送總經理部修械廠修理。自從繳獲了敵人兵工廠機器以后，更提高了修理質量。
紅軍繳獲了兵工廠和造幣廠后，鄭義齋親自組織機器設備和原材料的搬遷，建立了紅軍的兵工廠和造幣廠，在短時間內，雖經幾次搬遷，仍然生產了白藥（發(fā)射藥）、炸藥、子彈、迫擊炮彈、手榴彈等，其中手榴彈保障了全軍的需要。紅軍所需的其他用品，如雨具、防滑掌（腳碼子）、飯碗（木質的）等等，以及西藥和醫(yī)護工作用品，鄭義齋均具體指導，逐個解決。
紅四方面軍剛入川時，軍事工業(yè)比較薄弱，在通江城南茍家灣只有由鄂豫皖根據地遷來的隨營兵工廠，且規(guī)模很小，設備簡陋，很難保障部隊武器彈藥的供給。戰(zhàn)士們在前線作戰(zhàn)，不惜冒著生命危險，將彈殼從陣地上一顆一顆地撿回來再次利用。鄭義齋面對軍需供給困難的局面，心里焦急萬分，千方百計發(fā)展根據地的軍事工業(yè)，以擺脫供給困境。
1933年10月，紅軍解放了川東北一座最大的中心城市綏定（今達川市）。鄭義齋星夜趕到綏定，組織上萬名軍民將軍閥劉存厚兵工廠的機器設備和物資迅速搬到通江苦草壩，在羅坪山建立了一座擁有1400多名職工的大型兵工廠。鄭義齋大膽啟用劉存厚兵工廠的廠長何陽淵任紅軍兵工廠廠長，負責該廠技術工作。對參加紅軍的兵工廠技師，鄭義齋從政治上愛護他們，生活上關心他們，常同他們促膝談心，同時還招呼伙房的大師傅給他們開小灶，增加營養(yǎng)，讓醫(yī)生為他們定期檢查身體。這些技師深受感動，不久便在蘇區(qū)軍工生產中發(fā)揮了骨干作用。
由于鄭義齋領導有方，促進了蘇區(qū)軍事工業(yè)的迅速發(fā)展，成批的武器彈藥源源不斷地送往前線。一些紅軍指揮員豎起大拇指夸獎說：“鄭部長真有辦法，有了這樣的紅管家，我們打起仗來就有勁啰!”
紅軍1935年3月渡過嘉陵江后，整個前方后方都在不斷轉移之中。鄭義齋根據這種情況，當即組成三個兵站，跟隨部隊行動，就地籌集糧食及物資。鄭義齋率領總經理部及所屬工廠，跟隨部隊轉移。沿途凡有兩三天以上的休息時間，各工廠立即進行生產，就地取材制作被服用品，修理武器，制造手榴彈等，大家搞得熱火朝天。
但是，兩年后的1937年3月，鄭義齋所在部隊被敵人包圍，在激戰(zhàn)中，他命令警衛(wèi)員攜帶黨的經費沖出重圍，而他卻永遠倒在血泊中，壯烈犧牲，享年36歲。
新中國成立以后，黨和人民政府在高臺烈士陵園為西路軍英勇犧牲的將士們建立了紀念碑。徐向前元帥的碑文題詞是：“振堂、海松、厚發(fā)、啟華、義齋及西路軍犧牲的諸烈士們：你們?yōu)橹腥A民族的解放和勞動人民的利益堅韌不拔、自我犧牲精神和英雄氣概，是我軍的無上光榮。”